表面看起來，“嫁給誰”是個人的婚姻自由；但“愿嫁誰”這個現象折射的是一個社會的潛在共識——價值判斷。

■也許我們可以理解女大學生愿嫁“富二代”的個人選擇，但能否認同婚戀選擇“趨利”的社會“共識”？這背后反映了婚姻觀念的進步還是退化？

針對前不久公布的一份《廣州女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紅皮書》，學者李銀河日前在與大學生交流時，對于那些想要嫁給“富二代”走捷徑，放棄自我實現的女生表示，“我是比較失望的”。那份調查結果顯示，近六成女生愿嫁“富二代”，理由是可以少奮斗很多年。

由于學者李銀河的焦慮糾結，立刻引起網上見仁見智的議論。

有人說，“愿嫁‘富二代’不是‘非富二代不嫁’。輿論不能將女大學生傍大款的現象人為渲染和放大，甚至將之‘妖魔化’成一種群體標簽；況且，‘富二代’不是罪惡的同義詞。”呵呵，我很想贊同，但又不得不承認，在物欲橫流的當下，別說柏拉圖式的愛情早已蕩然無存，就是曾經啟蒙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，不愿做玩偶的娜拉式的女性主體意識的自覺，也變身成為被遺忘角落里的古董，淡出人們的記憶……今天真正能跳出金錢物欲的人的確也不會很多。再說了，走在“奔小康”的路上，誰敢“仇富”哦？更不敢“妖魔”愿嫁“先富起來的人”的女大學生們。

也有人說，婚戀應以感情為重，婚姻的幸福遠不是可以單純用金錢來衡量的。然而，我想到的是：愛情這個話題，除了詩詞歌賦的千古傳唱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愛情對象的選擇在不同的時代總是被附加上一些標志性的“符號”，遠的不說，就看咱們身邊的變遷，它也在不斷豐富啊——從1950年代的找勞模到1960年代的嫁工農；從1970年代的挑軍人到1980年代的看學歷，再到如今的傍大款嫁富豪。若一個社會的擇偶風氣從“政治化”的考量變換為“趨利化”的考量，這種婚戀價值觀似乎也扯不上什么“與時俱進”吧？當一個社會里缺失了對正義與高尚的崇拜，淡漠了對自尊與尊嚴的訴求，何談還有追求真正愛情的精神底蘊、文化氛圍？所以，如此強大的富豪氣場，震懾的恐怕就不只是女大學生了，就草民所知，貪官們也有傍大款的，大學校長也有愛大款的，法官律師也有看大款臉色辦事的……所以，表面看起來，“嫁給誰”是個體的婚姻自由；但“愿嫁誰”這個現象折射的是一個社會的潛在共識——價值觀。

在這場爭論中，一方面，有年輕一代直白地表示“愿嫁富豪”而對奮斗毫無興趣；另一方面，亦有某些過來人高調地表示“愿嫁誰”都“合情合法”。當人們回避對一種有爭議的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道德評價的時候，當一個社會的潛意識拒絕激烈而精彩的思想碰撞的時候，當心憂天下的人越來越少的時候……那么，道德的灰色崇拜彌漫之時，精神退化之日則近在咫尺。

因此，對學者李銀河的焦慮，草民由衷敬佩。對女大學生想要嫁給“富二代”走捷徑，這個過去被人所不齒而如今正悄然被人們接受的事實，筆者小聲問一句：這背后反映了婚姻觀念的進步還是退化？我倒以為，這是我們這個浮夸浮躁浮華時代的必然現象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嘛！當一夜暴富的神話在地球村里不斷上演的時候，當豪車、豪宅以金錢和品位的名義奪人眼球的時候，當男女明星們紛紛投入富豪懷抱的時候，誰不想找一條不勞而獲，少勞多獲的捷徑？不是嗎，放眼世界，只要能夠“獲利”，就一定有人趨之若鶩，教授頻頻抄襲，商人熱衷于造假，官員大搞形象工程……

然而，筆者以為，我們更該反思的是：盡管世界變小了，但中國社會畢竟剛剛踏上富裕之路，我們是不是過早地染上了“富貴病”？也許我們可以寬容女大學生“嫁給誰”的個人選擇，但中國的崛起終歸還需要很長時間的艱苦奮斗，更需要的恐怕是年輕一代包括女大學生在內的奮斗精神。